最近在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读到南北朝这一段时，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容易让人抓狂的现象：皇帝们的名字怎么听起来都一模一样？
在南朝的刘宋政权里，有三个大名鼎鼎（或臭名昭著）的皇帝：
- 宋武帝 刘裕（开国皇帝，气吞万里如虎的那位）
- 宋明帝 刘彧
- 宋后废帝 刘昱
在北朝的北魏政权里，也有两位：
- 北魏献文帝 拓跋弘
- 北魏孝文帝 拓跋宏（也就是后来推行汉化改革、改名元宏的那位）
作为现代人，我们用普通话读这些名字，“刘裕”、“刘彧”、“刘昱”全都是 Liú Yù；“拓跋弘”、“拓跋宏”全都是 Tuóbá Hóng。这让人不禁产生一个巨大的疑惑：古人不是很讲究“避讳”吗？ 儿子不但不能用老子的名字，连同音字都尽量避免。北魏的拓跋宏可是拓跋弘的亲儿子，怎么敢直接用老爸的同音字当名字？刘宋的后代们又怎么敢跟开国太祖刘裕“同音”？
在中国古代，基于祖先崇拜的核心观念，避讳是一项极为严格的礼法制度（即“君讳”或“国讳”）。晚辈和臣子绝对不能使用与长辈（特别是开国皇帝、列祖列宗）相同或发音相近的字。如果起了一个和祖先同音的名字，那就不是“崇拜”了，反而会被视为“大逆不道”，会受到严厉惩罚。掌管礼部的官员哪怕拼死也会拦着，绝对不可能让这种名字被记录在皇室的族谱里。
既然有着如此严格的避讳制度，刘彧、刘昱、拓跋宏的名字还能堂而皇之地存在，这恰恰反证了一个事实：在他们那个年代，这些字根本就不同音！ 它们的声音差距极大，大到完全不会让人联想起他们的祖先。
我们今天读到的“同音”，是汉语音韵在过去一千多年里演变（特别是北方方言简化、入声消失、韵部合并）所造成的美丽误会。
要解开这个谜团，我们需要借助一下中古汉语（即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汉语发音体系）的知识：
刘宋的“遇”与“入”：刘裕 vs 刘彧、刘昱
在中古音的《广韵》体系中，这三个“Yù”字的读音和声调有着天壤之别：
- 裕（刘裕）：属于喻母，遇韵，去声。它的发音结尾是元音，是个清亮的去声字（类似于今天普通话的第四声）。
- 彧（刘彧）：属于影母，职韵，入声。
- 昱（刘昱）：属于明母/喻母，由于多音，主要作为屋/职韵，入声。
关键就在于**“入声”。在中古汉语乃至部分现代方言（如粤语、客家话、闽南语）中，入声字有着短促的辅音结尾（如 -p, -t, -k）。“彧”和“昱”在当时的发音后缀带有短促的塞音（类似于 -k 收尾），读起来干脆利落。而“裕”则是舒声字。 在南北朝人的耳朵里，“裕”和“彧/昱”的差别，简直就像今天英语里 “You” 和 “York” 的差别一样大。** 所以对刘宋的后代来说，起名叫刘彧、刘昱，根本谈不上对太祖刘裕的“犯讳”。
北魏的“登”与“耕”：拓跋弘 vs 拓跋宏
我们再来看看北魏这对父子，拓跋弘（献文帝）和拓跋宏（孝文帝）。
在现代普通话里，弘和宏都读 hóng。但在中古音里：
- 弘（拓跋弘）：属于匣母，登韵，平声。
- 宏（拓跋宏）：属于匣母，耕韵，平声。
看出区别了吗？它们的声母虽然一样，但韵母属于完全不同的韵部（登韵 vs 耕韵）。在当时的北方语音中，这两者的主元音或韵尾有着明显的听感差异。对于拓跋宏来说，他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不但字形不同，发音也完全是两码事，完美避开了命名禁忌。
只是后来随着语音的演变，“登”韵和“耕”韵的某些字在北方方言里逐渐合流，最终在现代普通话里变成了完全同音的 hóng。
总结
读史书常常会遇到这种基于现代视角的“错位感”。如果不了解语言在时间长河里的演化，仅仅用现代普通话去套古人的名字和诗词，就会产生许多“古人怎么连避讳都不懂”、“这诗怎么不押韵”的误解。
这些南北朝皇帝们“同名”的巧合，不仅不是他们罔顾礼法，反而是一块活化石，印证了汉语在这一千五百年间所经历的沧桑巨变。下次再翻开《资治通鉴》，读到这些让人头晕的“刘裕/昱/彧”时，不妨在心里用不同的调子给他们配个音，历史的立体感瞬间就出来了。